不过，上述规定本身却严格限制了司法建议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但在当时，对于2条1款项下的基本权究竟应限制在人作为精神的—道德的本质的发展，抑或原则上包含每一个人的任何自由发展，仍存在争议。另一方面，2条1款作为一般行为自由的基本含义得以继续维持。

按照保护范围、作用方向和限制可能性的不同，可以对2条1款内部的构成要件进行分割，即所谓的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第二款：人人享有生命和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宪法法院最终选择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2条1款在内容上包含这样一个基本权，即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为或不作为。(31)自由不能没有平等，平等同样不能没有自由。例如，基本法5条1款确认每个人有权自由表达言论而不区分不同的基本权人以及不同的言论内容，原则上任何人的任何言论表达都属于5条1款的保护内容，就此而言存在着一个自由权上的区分禁止(32)，2条1款作为一般自由权也应在平等权维度上解释。

当然，将2条1款解释为一般行为自由这一主流见解也并非毫无问题。自由的平等权维度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证立：第一，找到能够有效统合自由和平等两类现象的更高位阶的主导原则。由于信息的生产是有代价的，而信息的传递费用却相对较少，所以消费者希望成为信息的搭便车者，这就意味着需要政府在信息市场上进行干预以增加所生产的信息数量。

产权交易是通过签订与执行合约完成的，但是，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在产权的交易合同中，人们无法预料未来合同存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偶然事件并提前作出安排，因而，有可能表现出机会主义的特征。[15]参见冯玉军、赵小宁：《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对政府信息不加隐蔽，在本质上，政府信息具有不加隐蔽性。另一种情况是当交易双方一方是私人，另一双是公共体时，政府公开的信息是有利于私人的，私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几乎为零，从总体来说，也是节约交易费用的。

比如，政府可以向某个集团提供被政府封闭的信息，以帮助该集团获得垄断地位或提高垄断集团的垄断利润金，垄断集团从中获得垄断租金，政府从中获取好处。对于两种选择，预期的成本都是一样的，但是，效益不同，后者效益较大，但是，后续的可能成本更大。

[23]这里的效益主要是指理性人的切身利益，不同于经济学上效益一词的内涵。[6]亚当·斯密最先阐述了经济人假设这一思想，把它作为商品经济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高度概括。而这涉及到的信息部分，政府信息显然会占有一定的比例。那么，谁应该承担制定制度这一重任呢？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政府为什么要存在？从经济的角度考量，政府之所以存在，节约交易成本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对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诸多职能必将进一步社会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这里，政府信息公开重点体现在公开上。对经济学家来说，制裁就像是价格，并假设人们对制裁的反应就像是对价格的反映一样。2、政府提供信息的限制政府提供政府信息既是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决定的，也是政府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所决定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制度恰是针对政府本身而言的，那么，政府自身经营也同样会存在是否高效率的问题。寻租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得到获得租金的特权。

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的理论并未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所以，同样是上述假设情景，信息的性质发生变化了，理性人最终选择的结果更必然是遵循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规定。

经济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人的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决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政府公开法律制度中，有专门的章节规范例外信息问题。信息具有的特点决定它是生产成本很高而传输成本很低的公共产品。事实上，一旦生产者将信息卖给买者，买者将成为最初生产者的一个潜在竞争者。所以，政府信息可以带来租金，而对租金的追逐，反过来又会使政府更加封闭信息，有限的利用信息，搞钱权交易。政府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由于信息的特性，特别是很多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提供这部分信息的义务。第二，显性的成本与显性的效益的比较（对甲），隐性的成本与显性的效益的比较（对甲），显性的成本与隐性的效益的比较（对乙）。

政府提供信息的具体做法就是让信息公开，让私人有效利用，合理配置政府信息。对于例外信息而言，制裁制度更显其重要性了。

另一方面，政府却是被动的，公开的信息是有限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

对二者来说，被制裁的可能性还都存在，并且伴随着其他人公开信息可能性的增大，甲乙的设租与寻租的条件存在的可能性也会越小，同时制裁的可能性即隐性成本只会增大不会减少。二是经济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设租。在共有产权下，共同体共同享受其收益或承担其损失，对于每一个主体来说，权利、收益与损失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部分成员的努力所带来的收益由大家共享，而另一部分成员的浪费所造成的损失由大家共担的情形。那么，如果政府官员不主动公开其应该公开的信息呢？可行的方法就是制裁。

政府的存在，其功能之一就是制定制度，这种制度还必须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增加社会总体利益的制度。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来预测法律制裁对行为的效应。

总之，尽管私有产权才是克服外部性的手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界定为私有产权的，不能够界定为私有产权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具有公有产权性的政府信息，这样，政府要有效的干预信息市场，生产公共信息、提供公共信息就应成为政府的日常性工作了。在经济学上，通过价格理论和博弈论等数学化的精确理论以及统计学和数量经济学等经验上的可靠方法，已经论证了人们对较严厉的法律制裁的反应是：采取更少的会被制裁的行为。

[14]参见[美]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7]参见前注[5]，[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37页。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失灵就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的无效率，因而，政府必须出面提防或干预市场失灵。[3]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28]经过博弈，结果是：理性的人自然选择政府信息的公开，因为，只有这样，才对理性人及双方最有效益。对此，在具体经济分析之前，我们先探究一些方法性问题和明确一些基本事实，然后，从政府信息的生产与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本效益，以及对不公开政府信息要受到制裁的角度予以经济分析。

私有产权代替共有产权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资源稀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和事后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协议而发生的成本以及事后发生的监督、执行该协议而发生的成本。

[5]参见[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再次，信息是公共产品，在信息的产权界定方面有特殊的要求。

[28]参见前注[5]，[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书，第33页。要么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甚至成为设租者，通过设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但是，面临可能被制裁的结果。